意大利驻华大使:进博会是世界最伟大博览会 给意大利提供更多机会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李梦非):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目前正在上海进行。全球新冠疫情使得本届进博会略显特别,但进博会的内容依然丰富充实。从果蔬、玩具到超跑、游艇,再到智能机械、数字化平台等等,36万平方米的展馆里汇聚了全球精品好物。作为进博会的老朋友,意大利一届不落地参加,今年继续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澜意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进博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览会,给意大利提供了更多机会为中国消费者供应优秀产品。

“总体来说,OECD层面的数字税,是在全球经济数字化的背景下,超前地协商和划定未来国家与国家之间对跨国数字企业因提供数字服务而产生的所得税的分配问题。”冯俏彬说。

盘和林所说的负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的滥用数据的行为会对这项活动参与者以外的人造成负面影响。在负外部经济的情况下,滥用数据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数据也可以成为数字经济前进路上的“拦路虎”,而征税则是消除负外部性的良方。

这些年,G20、OECD等在积极探讨数字经济下的公平课税问题,中国也参与其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曾提到,要积极参与数字货币、数字税等国际规则制定,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不久前,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方澜意大使对此高度关注。他认为,这体现出中国经济越发成熟,也是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表现,同时将给意大利提供更多的机会:“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可能成为迅速增长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非常成熟,习近平主席和国家机构决定将国家经济从出口导向转为消费导向,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这是在成熟经济体中自然发生的阶段,我相信这给作为出口国的意大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很明显,中国拥有成熟的客户群体,具有很大的消费潜力,意大利是能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秀产品的国家之一。”

这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有了更清晰的目标——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建立数据资源的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要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征税有利于税收公平,但是公平不是绝对的,人们期望数字税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和技术创新发展所带来的数据流动的趋势,也要在数据税收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平衡,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2018年3月,为了有效应对经济数字化的加速转型,欧盟率先公布了“数字服务税提案”,推动欧盟的税收改革,以确保征税的公平和有效。然而,此项提案并未在欧盟层面达成共识、获得通过。

国际税收体系终于有望“跑步”进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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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也实行了单边的税收行动;挪威、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亦表达了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意愿。截至2020年6月,欧盟共有14个成员国开始实施或表示支持和考虑征收数字服务税。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教授秦荣生对数据的价值有个形象的表述,“处处是沙子,到处是黄金”。

这项方案通过的关键是美国的态度。美国财长史蒂芬·姆努钦在2020年6月曾表达出对“支柱二”较肯定的态度,各方还会就此进一步讨价还价,但应该可以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哪怕只是因为各国政府在谈判破裂后可能的各行其是。但史蒂芬·姆努钦想搁置关于“支柱一”的谈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冯俏彬对“双支柱”方案有更具体的解释。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支柱一主要是解决市场所在国能不能参与、怎么参与税收分配的一系列理论和操作问题。

这关乎税收公平和效率。如果数字企业的用户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只有数字企业所在地和数字企业本身获得了可观的税收和收入,用户却没有获益,那么不征收数字税显然损害了公平和效率。

由于欧洲是数字服务的主要消费国,美国是主要的数字服务提供国,因此,OECD方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数字公司在欧洲销售数字服务时获得巨大利润(表现为所得税),这个所得税欧洲国家希望能合法且持久地参与分配,因为他们贡献了巨大市场和用户。

OECD牵头的数字税框架,由两份蓝图性报告组成,分别称为“支柱一”和“支柱二”。蓝图报告提出了一些极为复杂的国际税收新规则,主要针对跨国互联网企业。毕马威中国税务研究中心税务合伙人特雷·康拉德曾表示,目前的公司所得税是基于净利润,而互联网公司从一国真实取得的利润实际上很难估计,这正是欧洲国家非常头疼的一点,也是希望通过此次蓝图报告尽力解决的问题,而一个国际化共识性的税制框架将令成员国之间进行重新的税收分配。

据测算,2017年跨国公司在母国之外赚取的利润中有40%被转移到了“避税天堂”,这意味着2000多亿美元的税收付诸东流。

在漫长的扯皮、争吵、谈判后,在“富国俱乐部”OECD(经合组织)的组织下,针对两份密切关系跨国互联网企业交税问题的蓝图文件展开公众咨询。这意味着,全球首份国际性数字税框架有望在2021年出炉。

2019年7月,法国参议院通过了征收数字税的法案。根据法案,法国将对全球年收入超过7.5亿欧元且来源于法国境内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的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税,其税率为法国市场收入的3%。

他说,在这个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数字化,数字化后就变成各种各样的数据。数字化就是对海量数据进行采样、挖掘、分析、存储和利用,涉及所有的文字、图片、声音、影像、图表等,数字化的核心价值是用数据还原过去,总结规律,描述现实和规划未来。

特朗普政府为此感到不快,认为这样的举措是针对美国公司,有失公平。2019年7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法国启动“301调查”。2020年6月5日,针对欧盟、英国、奥地利、捷克等10个已执行或正在考虑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贸易伙伴,美国再次动用国内贸易法,对数字服务税进行立法调查。

据OECD的测算,预计采用支柱一和支柱二规则,可以让全球企业所得税收入每年增加500亿到800亿美元。

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数字税逐渐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或考虑。在亚洲,印度通过认可更为宽泛的“商业联系”,突破了实体场所不再作为纳税义务的前提;土耳其修订了常设机构的认可标准,将电子经营场所扩充纳入。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均表示考虑将对开展网络服务的外国供应商开征增值税。数字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方澜意今年1月正式出任意大利驻华大使,这是他首次参加进博会。尽管受疫情客观因素影响,今年意大利参展商数量有所减少,但意大利企业参与的热情不减。进博会展示出的中国与世界分享市场和发展机遇的意愿给方澜意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高度评价道:“进博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览会,自它诞生以来都是这样。意大利外交部部长迪马约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到访过进博会,意大利还是第二届进博会的主宾国。此前,意大利参展商能达到150-160家,今年受疫情影响,意大利有82家企业参展。尽管数量为往年的一半,但这得益于意大利经济各界所做出的显著努力。因此我想说,今年意大利在进博会可谓参与度满满。”

中国“数字税”的思考

11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通电话,庆贺中意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意两国坚持互尊互信、互利共赢、互鉴互助,成为全面战略伙伴,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作出了表率。双方要总结过往,放眼未来,继往开来,推动中意关系在新时期得到更大发展。方澜意大使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认为五十年来,两国赋予了千年传统新的生机,如今又站在新的起点上加深彼此的友谊与合作,继续携手向前迈进:“毫无疑问,我要向意中人民表示问候和祝贺。两国已经建立了50年的外交关系,但不要忘记,我们两个文明之间的紧密关系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遍布在政治、外交、艺术以及经济等各个领域。五十年来,我们赋予了千年传统新的生机。习近平主席和马塔雷拉总统在通电话中对中意建交50周年给予了祝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意大利总理孔特就中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两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和迪马约也互致了贺电,两国领导人都对中意外交这一里程碑致以良好祝愿,这非常重要,我相信两国人民之间也是如此。11月6日是中意两国建交的纪念日,我们一起举行精彩的线上交响音乐会,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中意建交50周年纪录片即将正式播出,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对此发表了祝贺讲话。在意中建交50周年之际,我本人也对所有中国人民表达最良好的祝愿。”

2020年11月6日,是中国和意大利建交50周年的日子。在接受专访的过程中,方澜意大使特意提到了一场直播带货。6日当晚8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意大利商会等机构,推出“足不出沪·享购好物”意大利专场直播带货,总台主持人康辉和带货主播李佳琦,为网友一起推荐来自意大利的精品好物。这场活动同样吸引了方澜意大使的目光,他对总台举办意大利专场表示感谢,也希望意大利产品借此机会能够在中国大卖:“在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了这样一场大型网络带货活动。我觉得这场活动意义非常重大,很多意大利企业参加,意大利也有很多产品深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我们祝愿意大利专场大卖,并收获来自中国消费者的好评,这是我们一直的希望和目标。”

盘和林表示,就目前而言,我国推行数字税还存在诸多困难,也没有必要为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盲目采取行动或作出牺牲。

我国是数字经济的生产大国。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36.2%。在福布斯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100强企业榜单上,我国企业占据14席。

国际联盟曾经在1920年前后设定过诸多国际税收规则,这些规则在此后的100多年间不仅影响国际税收,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各国国内的税收规则。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同时,客观上也加强了自身对国内数字税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在反垄断的背景下,近两年,中国的专家学者、监管层提及数字税的频率在提高。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在全球贸易冲突此起彼伏的大背景下,数字税如同切蛋糕,同一块蛋糕有了不同分法,因此谁分得多谁分得少,不同的主体之间就产生了博弈。

支持征收数字税的一派观点认为,这种税能够让数字企业的税负与其他企业的税负相比更为公平。例如,根据欧盟执委会前几年提供的数据,传统行业企业需要缴纳的有效税率达到23.3%,而大型科技公司往往跨国运营,在欧盟缴纳的平均税率只有9.5%。

数字税,全称为“数字服务税”,是指针对某些数字服务(互联网业务)而产生的有效利润专门征收的税种,其征收对象多为大型互联网公司。

但是,当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应该做等于马上做吗?

支柱二则旨在解决反税基侵蚀的全球合作问题,这又可具体化为制止利用新技术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或零税率)国家、确保最低税率、平衡传统企业和数字企业税率三大问题。

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发展,数字税可能成为一种必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表示,“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但由于产权的缺失,企业或个人不当地使用个人隐私数据,就容易产生负外部性。

美国和欧盟的“交火”使得达成一项全球性协定的要求更显紧迫。OECD的专家认为,达成协议最大的希望在于“双支柱”方案。

2015年,OECD提出的BEPS框架中包含了15个行动计划,其中第一个行动计划《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即是围绕数字税问题而展开。随后,2018年、2019年OECD连续发布相关报告并最终形成了“双支柱”的数字税改革建议。

蓝图中,支柱一关注税款的缴纳地点,以令无需实体经营的互联网公司也能向利润来源国交税;支柱二关注税款的总体水平,致力于提高互联网企业的交税税率。

国际社会对数字税的关注由来已久。在G20的推动下,OECD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加强了自己的工作。其“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在几十个国家间达成了共识,促成了2015年国际税收问题的一系列改革。

当时,这些改革堵住了部分企业避税的漏洞,但数字经济这个皮球还是被踢开了,因为谷歌、脸书、亚马逊等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所在的母国美国不愿参与制定协议。

自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欧盟的个别成员国开始制定自己的方案,法国成为全球首个开征数字税的国家。

一场围绕数字税课征的热潮正席卷全球。

既然数据如此有价值,企业的数据来源又是用户,基于“用户创造价值”理念,作为公众代表,政府是否有必要像征收自然资源税一样,对平台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此前曾表示,用户数据是平台的价值来源,不应是免费的,征收数字服务税值得深入研究。

技术官员们正卖力工作。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跨国公司征税的全球框架几十年来一直摇摇欲坠——数字经济把市场和实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在这样的场景下,传统税收制度面临极大挑战。

比如,数字化企业可以在消费国家没有实体存在的情况下从事经济活动,获取巨额利润,但现有国际税收协定不允许在未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况下对这类非居民企业的营业利润征税。再如数字化产品或服务的跨境服务贸易中,利润转移的手段更具有多样性、隐蔽性,从而加剧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2019年6月至今,OECD一直在试图解决双支柱存在的技术性难题,并弥合美国、英国和印度三国方案的分歧。2020年是OECD包容性框架谈判的关键一年。遗憾的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OECD国际税则改革的目标未能如期达成,谈判进程日渐趋缓,改革步入深水区。